形式主义是西方现代美学的第一原理，康德提出纯粹的审美鉴赏只关注对象的形式；席勒指出形式直指人的整体，而内容只能针对个别功能；克莱夫·贝尔主张艺术的自治原则，即将艺术形式剥离日常生活的内容。而鲁绣在织绣过程中将山东地区特有生活习俗和民间信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追求的是非“形式主义”的创作风格。在民俗人类学家看来，鲁绣等手工制品是了解山东底层社会生态的重要原始材料，然而在西方现代艺术理念的影响下，美学家往往把为大众服务的民间艺术作为人类艺术的低级形态，且有限的美学价值因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导致其艺术之美的“纯粹性”不足。可以说，在非“形式主义”影响下，美与用的结合缔造鲁绣最普遍的民俗性，只不过这种底层民众所津津乐道的生活之美并不被西方现代艺术所认可，反而其简单直白的创作风格饱受审美批评。不过就艺术概念的源始含义来看，鲁绣本身美与用合一的技艺形态切中古老艺术精髓，任何技艺脱离生活都会产生矫揉造作的浮夸审美取向，这不仅使得艺术创作成为少数人独有的特权，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断绝了艺术传承的社会基础。

相比较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高雅书画艺术，鲁绣虽历经磨难却在社会漫长的演变史中历久弥新，仍然保有其最初的艺术本色，在不受保护的情形下爆发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其根源就在于鲁绣的生存状态是与表现对象和受众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底层社会的生产需要和生活诉求通过鲁绣图案的象征意义予以满足，并把劳动人民朴素直白的精神世界用简单的丝线勾勒出来，从而达到某种精神层面的共鸣；另一方面，山东妇女所织绣的绣品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的承担着文化教化的功能，并将儒家文化通过鲁绣丰富的图案信息，用普通劳动者看得懂的艺术语言广泛传播。

鲁绣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具有中国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并不能直接将西方美学理论和方法套用到其审美价值的研究中，需要充分考量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延续性，从艺术本身去理解具有生活之美倾向的鲁绣。“坎肩”又称作“马甲”，是儿童服饰中藏品最多的品种之一，山工艺鲁绣馆中就有十几种样式的坎肩。与肚兜不同的是，坎肩作为外穿衣更具美观性，绣地以饱和度较高的深红色、藏蓝色等深色为主，既有蝶恋花、鱼戏莲、莲生贵子等感情生活的题材，又有五毒等保护儿童健康平安的题材。绣女将世世代代的风俗融入鲁绣这一民俗用品中，带有优美刺绣的坎肩不仅是服饰，更是饱含情感的珍贵民间艺术品。